百年落後變優勢 全世界正向50億人傾斜

台灣環保團體到美國在台協會，抗議美國總統布希不簽署京都議定書，無視於全球暖化的嚴重性。（洪聖飛攝€50216）

美國的和平衰落

朱雲漢

去年美國的全年貿易逆差創了歷史新高，達到六千一百億美元。上星期五美國商業部公布了今年第一季進出口統計的最新數字，前三個月的貿易逆差金額又刷新了紀錄，達到一千九百五十億美元之巨。按照這個趨勢下去，今年美國全年的貿易赤字將衝破七千八百億美元，接近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八，也相當於去年全球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無論就絕對規模或相對比重而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連續多年出現如此巨額的貿易逆差，世界貿易體系也從來沒有承受過那麼嚴重的結構性失衡。

赤字持續惡化 霸權漸鬆動

這個巨大貿易失衡狀態的不斷惡化，不僅直接反映美國出口競爭力的持續衰退，也不僅意味著美國過度消費與儲蓄不足的問題日益嚴重，也不僅僅意味著美元匯率由於短期資金流動的沖抵而被嚴重的高估；美國龐大經常帳赤字的更深層意涵是：美國霸權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根基正日益鬆動，戰後美國一手建構的全球秩序即將面臨一連串震盪與調整，而這個秩序重組的過程必然不會平靜，甚至也不會和平。

支撐美國一枝獨秀超強地位的四大支柱是：美國在幅員、自然資源與經濟規模上的得天獨厚條件，在生產力與國際競爭力上長期保持相對領先，在正當性與意識形態建構上始終獨占鼇頭，在軍事與安全領域更享有無人望其項背的絕對優勢。這四大支柱撐起了美國對全球事物的支配地位，也撐起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在過去幾年中，這四大支柱的下沉現象日益明顯。這四者之中，領先優勢流失最快的就是生產力與國際競爭力，而這恰恰是支撐一個霸權最關鍵的基石。

美國屢創新高的貿易赤字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其國際競爭力優勢日漸流失的大趨勢，但單單統計數字還不足以說明其產業的嚴峻形勢之全貌。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美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間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其趨勢更令人震驚。正如⟪美國商業周刊⟫所描繪的，美國的進出口產品結構越來越像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在資本與技術密集產品（除了航太、製藥與生物科技等少數產業外）方面的逆差越來越大，在農產品與原物料產品方面享有大量的順差。與此顯明對照的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入超國（中國大陸）的產品結構卻越來越像一個發達國家，在二○○四年其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值，已經達到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成長最快的是資訊科技與機械產品。這個數據所揭露的全球性生產基地移轉過程，其規模之大、速度至快、以及涉及的產品面向之廣，在幾年前任何人都無法預料。

產業競爭優勢 向大陸傾斜

這個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變化，從九十年代就開始加快腳步。這個時期，美國企業開始大量採用海外生產或海外代工策略，這個策略明顯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加速盈餘增長，也造就了股市的榮景。同時，這個策略也是美國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的九十年代「生產力奇蹟」與「低通膨成長」的幕後功臣之一。但這個策略也意味著，美國在越來越多的產業領域內，開始出現生產技術與熟練技術工人大量流失的現象。等到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後，這個過程更以倍速前進，無論是低附加價值或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無論是低階製程或是高階製程，無論是產品研發或是製造，都有可能加速移往海外，特別是中國大陸。

在短短幾年之間，美國製造業部門的大小產業，接二連三的被進口產品完全攻陷，從中國進口的替代性產品通常在價格上享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壓倒性優勢，讓美國業者幾乎沒有任何招架的能力。由於中國企業善用後發優勢與經濟規模，其對美國產業構成的生存壓力，遠遠超過七十、八十年代來自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的挑戰。

這些「中國製造」的產品，其品質提升之快有如捷豹，數量增長之快猶如潮水，在短短幾年內，不是將美國的國內製造者打得潰不成軍，就是迫使美國企業將生產活動全面外移。這些移往中國、印度或東歐的生產活動，絕大多數都將一去不復返。產業空洞化的現象不僅僅席捲家電、衛浴、家具、汽車零組件這些傳統製造業，也侵蝕了塑膠噴出成型、模具鑄造、工具機、特殊鋼、自動控制這些關鍵性產業。甚至像３ＣＯＭ這樣頂尖的高科技公司也被迫藉助中國大陸的華為在數據通信產品上的先進設計、製造與維修能力，來對抗產業巨人思科（ＣＩＳＣＯ）。按照這個趨勢下去，美國得以享有獨步全球的核心技術之競爭優勢產業的範圍將日益減縮，連美國最引以為傲的國防工業，也開始面臨嚴重的技術自主性流失與生產成本高漲的困境。

龐大軍備支出 美國反內傷

近年來美國的武器採購支出急速膨脹，讓整個研發新武器的機制幾乎面臨裂解之虞。這一方面是因為人謀不臧，五角大廈的武器採購過程被少數利益集團綁標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的國防工業越來越缺乏一個深厚、廣大的民生用品產業為其後盾。在許多高科技武器之關鍵零組件限國內採購的規定下，特殊規格下的小量生產必然導致研發與製造成本的不斷攀升。像是F-22新一代戰機，二十年前規畫時，預估每架成本為三千五百萬美元，空軍預定要買七百六十架，現在每架成本高達三億三千萬美元，只買得起一百八十架。照此趨勢下去，儘管美國的國防預算占全世界國防支出總和的一半，美國要在高科技武器領域維持唯我獨尊的優勢將日感吃力。

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的民主體制似乎也逐步喪失回應挑戰的能力。在布希主政的五年期間，在施政目標與國家資源配置上出現嚴重的偏差。在過去五年內，美國的累計國防支出高達一兆九千四百億美元，累計的國債餘額也衝破國內生產毛額百分之七十五的大關。在此同時，國內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中等與低收入家庭的社會安全保障大幅縮水，國內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日益尖銳。空前龐大的軍備支出，卻不能幫助美國獲得更佳的安全屏障，也不能幫助美國挽回跌落谷底的國際形象與領導威信；無遠弗屆的軍事投射能力，並不能替美國企業搶回失去的市場、壓制日趨高漲的進口能源價格，或挽回流失的產業競爭優勢。

大陸美國起落 國際掀震盪

面對中國、印度的快速崛起，在美國國會殿堂內，很少聽到實事求是的政策辯論，而是充斥著找尋經濟陳疾替罪羔羊的民粹訴求，或是助長保護主義情緒的陳腔濫調。行政與立法部門面對產業空洞化、失衡的貿易結構、失控的財政赤字、以及美國經濟對亞洲央行資金挹注的高度依賴，基本上是抱持拖一天算一天的心態，連素稱英明的聯邦理事會，也只能以維持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勉強支持美國的經濟榮景。

這些景象意味著，世界經濟在短期內（三到五年）必然要經歷一場比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震撼」還要更為劇烈匯率風暴。在中期內（五到十年）全球性生產基地移轉過程的加速進行將導致日趨嚴重的雙邊貿易衝突，甚至危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在一定期間（十到十五年內），美國對全球事物的支配能力將明顯滑落。這場結構劇烈的調整過程，必然不平靜；我們只能祈求至少過程是和平的。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與美國是否能「和平衰落」，其實是一組緊密關聯的命題。